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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最后一年，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深化價格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加快推進政府改革。今年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將在北京召開并選舉新一屆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如何理解當前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如何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如何破除改革的各種制約因素，更好地迎接中共十八大召開？就此作些深入的思考。
一、改革在許多方面早有共識
《21世紀》：目前國內利益分化很嚴重，社會各階層訴求并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要繼續(xù)推進改革，確定改革的方向并不容易。你如何看待這種局面？怎樣尋找改革共識？
高尚全：作為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處在不同領域、不同社會階層的各方利益訴求不一致是完全正常的，尤其是我們仍處在改革的特殊歷史時期，改革本身就是對不同階層利益的重新劃分和分配，以期求得社會持續(xù)創(chuàng)造利益的動力和全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分化嚴重并非難題，難題在于在這個嚴重的利益分化格局中，改革決策部門如何判斷、支持合理的、符合改革前進方向的利益訴求，如何削除不合理的但又因為各種因素難以取締的不合理利益。
雖然這些難題看起來很棘手，但是鄧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談話時就給了我們解決問題的鑰匙，就是“三個有利于”標準。
對不同的利益訴求，我們要根據(jù)“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來判斷分析。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fā)展歷史證明，市場經濟發(fā)展了生產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強了綜合國力。
因此，與市場經濟相符合的保護個人合法財產的利益訴求、市場主體平等的利益訴求、維護市場公平正義環(huán)境的利益訴求這些都是改革的共識。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縮小貧富差距、控制兩極分化，因此完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的利益訴求也可以達成社會的共識，這也是近年來“民生”成為社會熱點的原因之一。
而與健康的市場經濟相背離的扭曲的利益訴求則應當被限制，譬如壟斷行業(yè)的壟斷利益訴求、行政機關的不恰當?shù)膶徟鷮ぷ饫嬖V求等等。
在行政體制改革上，因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所以要建設與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相配套的法治型的、服務型的上層建筑結構，這也應當是改革的共識，為建設法治型、服務型的清廉政府，社會對官員財產公示、人權保障的訴求已經有顯著的共識。
因此當前這種局面下，要推進改革，不僅僅是尋找共識的問題，改革在許多方面早有共識，更重要的是落實社會共識的問題。
《21世紀》：當前各個領域都有改革的呼聲，無論是財稅體制、土地制度、收入分配,還是醫(yī)療教育等公共領域，以及壟斷國企等等，你認為從哪里突破相對容易？應該怎樣把握各個領域改革推進的節(jié)奏？
高尚全：在改革進行了30多年后，各個領域都爆發(fā)出較強烈的改革的呼聲，這一方面說明改革仍然是社會的共識，另一方面更說明一些長期沒有突破的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已經嚴重影響了改革步伐，它的負面影響已經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改革不能再單兵突進，必須全面協(xié)調總體推進。當然，在總體推進的同時，具體的改革仍然可以有重點地推進，而這種重點突破不能再把難度大的推后，選擇相對容易的突破，必須以相關改革對全局的重要性來選擇改革突破的重點，以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
具體而言，我認為下一步在以下幾個方面應當重點突破：
1、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取得新的突破
政府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要求，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轉變政府職能是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關鍵，轉變政府職能在“九五”期間就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一環(huán)被提出來，但是由于改革沒有跟上，因此進展不大。政府職能轉變滯后拖累了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為了以改革發(fā)展來促進穩(wěn)定，必須盡快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取得新的突破。
政府轉型是貫徹科學發(fā)展觀的制度前提，必須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究竟是強化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競爭和市場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fā)揮基礎作用，還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力，這是根本性的問題。
2、在打破壟斷和深化價格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目前，政府直接管理價格的比重只占全社會商品價格的5%，這5%都關系到國計民生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全局，但推進這部分價格改革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制約，因此難度很大。但是改革已經到了攻堅階段，再難也要推進價格改革。首先，要處理好穩(wěn)定物價和推進價格改革之間的關系；其次，大力推進反壟斷。
3、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但利率市場化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利率市場化后，銀行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存款利率可能會提高，貸款利率可能會下降，這就觸動了銀行的核心利益。但是，利率市場化不能有效推進，嚴重影響了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
此外，中國股市沒有給廣大投資者帶來應有的紅利，也沒有反映實體經濟晴雨表的功能。我國十年來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但股市止步不前。因此，資本市場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首先要厘清股市的定位，是為國企圈錢還是為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是為券商服務還是為廣大股民服務？第二要強化退出機制，使股市和上市公司具有投資價值。第三要從制度上強化上市公司現(xiàn)金分紅，高達七成多的上市公司10年來從未分紅的情況必須改變。第四要降低基金管理公司和券商的管理費和傭金。第五要加快實行存款保險制度，以適應利率市場化的需要。
4、在深化財稅體制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上取得新的突破
經過30多年來的發(fā)展，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4000美元，但過去為發(fā)展經濟、吸引較為稀缺的資金、技術、管理等要素，收入初次分配長期向資金等非勞動要素傾斜，收入再分配則重投資、輕民生，這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新興經濟體往往陷入因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等因素引發(fā)的中等收入陷阱。為避免這一危險，必須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勞動收入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要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就必須提高長期走低的居民勞動報酬率，扭轉勞動在收入初次分配過程當中占比過低的局面。此外，收入再分配要向民生傾斜，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解除他們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提高廣大居民的消費能力，徹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5、要在深化農村綜合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切實維護農民在土地、財產、就業(y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權益。必須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因此，要精心設計征地制度改革方案，保證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控制力上
《21世紀》：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但是隨著改革的持續(xù)推進，關于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不同的理解。現(xiàn)在是不是到了重新定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你怎么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
高尚全：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的理解是，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具體說，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下實行市場經濟，也就是說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發(fā)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要實現(xiàn)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
因此，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如價值規(guī)律等必須遵循，不能因為“中國特色”就不遵循這些規(guī)律。既然我們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我們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動搖。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后，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和藍圖。當時提出的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更大程度地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決定》還提出了大力發(fā)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確認了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力量；提出要加快推進和完善壟斷行業(yè)改革。在《決定》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又在2005年和2010年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和“新非公經濟36條”。
這些政策的出臺，體現(xiàn)了黨中央對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心，但是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的體制障礙卻總是揮之不去，阻礙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各種門檻始終無法消除，行政直接干預市場在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更加明顯，所以給人感覺中國在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有保留。
這個問題一直難以解決的關鍵就在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缺乏更清晰的認識，其本質是思想仍未完全解放，其思想的進步程度只是從20年前以“計劃”和“市場”區(qū)分姓“資”姓“社”轉變?yōu)橐允袌鼋洕鷥裙兄瞥煞值亩嗌賮韰^(qū)分姓“資”姓“社”。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已經20周年，與時俱進了這么多年，有些人還是停留在凡事都要問一問姓“資”姓“社”的水平上。
關于如何理解以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問題，有人認為，“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公降私升’的趨勢，突破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底線，如果這樣發(fā)展下去，有走蘇東覆轍的危險。”有人計算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低于50%就認為公有制不占主體地位了，就不是搞社會主義了。顯然，這些觀點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
為此，我們不能從數(shù)量上來理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了避免爭論，促進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我建議：必須完善、發(fā)展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把原來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
十五大報告中也提過“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控制力上”。強調主體作用，很容易從數(shù)量上來理解，所以低于50%，就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了。強調主導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控制力上，符合我國的實際。
提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建議，不僅是為了避免爭論，更重要的是為了適應現(xiàn)階段的實際，有利于生產力的發(fā)展。正如鄧小平所說：“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實際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吃了‘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
因此我們要與時俱進地準確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屬性首先是市場經濟，它的矛盾對立面是計劃經濟而不是什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具有市場經濟的一切必備特征，它的資源配置方式、宏觀調控模式以及對一切所有制主體的平等待遇都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當然會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有所區(qū)別，它在防止兩極分化上應當做得更好。
三、國有企業(yè)股份化改革并非國企私有化
《21世紀》：當前關于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擔憂很大，與此對應外界對壟斷國企改革的呼聲也很高，但有人認為改革國有企業(yè)就是私有化、拉美化，世行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建議也被質疑，你對此怎么看？
高尚全：國有企業(yè)改革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在過去的改革過程中，在金融、電信、能源等對市場有重大制約和影響的行業(yè)的壟斷無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愈演愈烈，導致了實體經濟的扭曲。
在金融、能源、電信、交通等占據(jù)實體經濟上下游的壟斷行業(yè)吸走了大量財富，實業(yè)投資的高成本與金融投機、壟斷行業(yè)的高回報形成了鮮明對比，大量民間資本因此從利潤微薄的實業(yè)中抽離演變?yōu)闊徨X，而金融、能源、電信、交通等領域又限制民營資本的進入，這使得市場經濟以價值規(guī)律在不同行業(yè)中配置資源的作用失效。
壟斷行業(yè)打著維護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旗號用行政壟斷手段維持高額壟斷利潤，影響了平等競爭的格局，也影響了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因此對壟斷國企必須進行市場化改革。
有些人為了維護壟斷利益格局，把國有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到底為了什么？國有化是否等同于社會主義？恩格斯曾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xiàn)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會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chuàng)始人之列了。”因此我認為，黨的執(zhí)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的高低，而根本的在于三個“民”：即“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生問題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發(fā)展的成果；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話語權，有參與權、有監(jiān)督權，有尊嚴。有了這三個“民”，黨的執(zhí)政基礎就牢固了。
還有些人把國有企業(yè)通過壟斷獲得的高額利益作為阻撓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借口。持有這種看法的人根本無視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為這樣的盈利和政績付出的高昂代價，部門利益的格局，成為了改革進步的阻力。
國有企業(yè)股份化改革并不等于國企私有化，國企改革要打破行業(yè)壟斷，降低民營資本進入這些基礎行業(yè)的門檻，落實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的內在要求。除了準入門檻以外，國企改革要求國企進行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造，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比如很多國企的高層管理人員是公務員，其職務在企業(yè)和政府管理部門之間調換。這種政企不分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和官僚體系嚴重損害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在法治環(huán)境較差的情況下，這種負面作用被進一步放大。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為了政績需求，可以用行政手段指揮國有企業(yè)亂投資，投資出現(xiàn)虧損，就用行政手段讓國有企業(yè)在某個行業(yè)實現(xiàn)壟斷，以壟斷利益來彌補投資虧損，結果嚴重損害市場環(huán)境，戕害持續(xù)發(fā)展動力。因此國企改革的最重要任務是市場化、股份化的改造。
國企引入一些民間資本，只是國有企業(yè)市場化改造過程中可選擇的方案之一，而且無論是打破行業(yè)壟斷，還是剔除國企的裁判員身份都遠非國企私有化可以概括，而國企股份制改造、上市等，這樣的市場化改革與其說是私有化不如說是資本社會化。
通過更細致的考察對比，還可以發(fā)現(xiàn)，拉美國企改造的代價比如導致失業(yè)增加、貧富差距擴大等在我們過去的國企改革過程當中很大部分已經釋放，而當前的分配差距拉大的一個重大因素就是壟斷國企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收入差距，承擔著絕大部分就業(yè)的中小民營企業(yè)因為國企壟斷各種資源導致企業(yè)經營困難、就業(yè)崗位流失，在這種情況下，仍以會導致失業(yè)增加、貧富差距擴大為由阻撓國有企業(yè)改革，豈不是“刻舟求劍”更加不堪？
《21世紀》：有人認為，私有化程度高的國家，擺脫不了金融危機，因此大力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會導致金融危機，你對此怎么看？
高尚全：私有程度高低顯然不是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以經濟危機的多少來衡量經濟發(fā)展的好壞，那么倒退到封建社會是否意味著社會的進步？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當然有人認為“大力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會導致金融危機”的潛臺詞是公有制經濟不會導致金融危機，這個說法可能沒錯，我們的鄰國至今不允許私人養(yǎng)牛，因為牛是生產資料，而生產資料必須公有，他們的確是沒有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是復雜的，這些危機只是證明，市場經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政府監(jiān)管，這也是過去的經濟大蕭條之后，凱恩斯主義興起的背景，但是過濫的監(jiān)管同樣會導致經濟的滯脹，新自由主義又代替了凱恩斯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對金融監(jiān)管的放松又使得金融危機洶涌而至。這些歷史帶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是一定要把握好調控、監(jiān)管的節(jié)奏和力度，不能自由放任也不能干預過度，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當中長期要面臨的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固然會帶來嚴重的損失，但是所謂危機既有危，也有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往往也是淘汰落后產能、刺激新興產業(yè)發(fā)展的契機，關鍵在于如何正確應對，化危為機，而不是因噎廢食，由此來否定非公經濟的發(fā)展，進而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四、破除思想禁錮和利益階層阻攔
《21世紀》：你認為現(xiàn)在制約整個改革推進的因素有哪些？對今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有怎樣的期待？
高尚全：當前制約改革推進的因素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思想因素，一個是利益因素。
與30年前改革啟動時的思想禁錮相比，解放思想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口號，因此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在思想已經如此解放的當下，思想因素還會制約改革的推進嗎？
現(xiàn)實告訴我們，思想因素的確還在嚴重制約著改革的推進。前面我們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問題、公有制的實現(xiàn)問題、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問題等就是因為思想深處的禁錮而難以厘清。在一些極左的網(wǎng)站上，仍可以看到一頂頂“反社會主義”、“國企私有化掠奪”這樣的大帽子滿天飛。
由此可見，僅僅在經濟改革領域，就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打破思想禁錮。當改革涉及到改革不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上層建筑時，解放思想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人民群眾關于民主權利的追求被定義為“照搬西方”；以姓“資”不姓“社”為由抵制吸收人類文明在法治、政治領域已經取得的先進經驗；最后又把改革和發(fā)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說成是改革造成的。
改革推進之所以如此艱難的原因，在于當下制約整個改革推進的除了思想因素外，還有更麻煩的利益因素。
改革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產生了大量的利益，而過去經濟領域單兵突進的改革使改革產生的利益分配更傾向于掌握權力、資本以及各種資源的階層，并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階層和扭曲的既得利益格局。
改革如進一步發(fā)展，則意味著既得利益格局將被重新劃分，利益被觸動的既得利益階層由此成為改革的阻力，而既得利益階層往往又掌握著一定資源，這就對改革深化形成了阻礙。更嚴重的是，如果既得利益格局和思想禁錮的極左合流，前者利用后者的輿論造勢來獲得阻礙改革的正當性，對先進經驗視而不見，以摸索中國特色為由來回折騰。這種“摸石頭上了癮，不想過河”的情況將最終導致真、假改革都會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
針對改革面臨的障礙，首先必須堅持解放思想，打破深層次的思想禁錮，消除既得利益集團利用“極左”和“極右”思想形成阻礙改革的輿論的土壤。其次，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切斷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鏈條。最后，就是鄧小平同志說過的：“現(xiàn)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搞改革開放。”
中共十八大是決定未來10年改革走向的關鍵會議，也是新老交替、承上啟下的重要會議。我相信十八大一定能夠響應人民的呼聲、遵循人民的意愿、代表人民的利益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起點。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網(wǎng)絡編輯：馬蘭）
